????歲月無言，文字有聲。當我們試圖從歷史的罅隙中窺一窺科學家們的風骨時，總會在不經意間發現，一封封深情的手札是最好的信物，一段段動人的故事是最好的答復。那些藏在時代征程中的赤子情懷、隱于字里行間的薪火相傳，是幾代西光人對“西光精神”最默契的回應。
疾風知勁草 板蕩識誠臣
正對中科院西安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長安園區南門的辦公樓叫做“祖同樓”。進入辦公樓，映入眼簾的便是龔祖同的銅像。2004年正值龔祖同誕辰100周年，這座銅像正式落成。
翻開西安光機所的故事集，龔祖同是總也繞不開的“第一頁”。他是中國應用光學的開拓者之一，中國光學玻璃、纖維光學與高速攝影領域的奠基人，是西安光機所建所所長。而他“三次轉換專業、四次熔煉光學玻璃、一生輾轉五地、75歲入黨”的故事，早已扎根于每一個西光人的記憶里。
“我衷心祝禱，十億人民同心同德奮發圖強在太平洋西岸，建設起一個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的強國，這是我日夜心想祝禱的。到了外國，熱愛祖國之心倍增，這是一個收獲。”這是1981年龔祖同赴美國領獎時寫給家人的信中的一段話。
上世紀60年代，為服務于“兩彈一星”工程，解決用于核爆試驗必需的高速攝影和耐輻照光學材料問題，研究試制有關原子能武器、原子能工業及原子能研究工作中“光機電”三結合的尖端儀器裝備，西安光機所應運而生。
年近花甲的龔祖同奉命“西遷”，來到地處黃土高原的西安，籌建中國科學院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西安分所（后改名為西安光機所）。
“遠看科學院，近看瓦渣灘”是第一代西光人對當時研究所的印象。一棟樓、一個14平米的房間、6至8張二斗桌，光學設計靠翻五位對數表，機械設計全用繪圖儀、鴨嘴筆，電路系統靠電烙鐵手工焊接……一臺手搖臺式計算機是所里最先進的設備。
因陋就簡，白手起家。在這樣的環境下，龔祖同率領全所職工邊籌建、邊科研、邊培干。為減輕國家負擔，他曾在全所大會上公開提出降低自己的工資標準。為隨時解答大家的困惑，他辦公室門前貼著一張醒目的告示：每晚7—9點照常辦公。
十年丑史歸塵土，一陣驚雷卷颶風。1964年10月的一天，中國的街頭巷尾一片歡呼雀躍聲，《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印著顯赫的一行大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而核爆瞬間火球擴展系列圖像和珍貴數據，正是由龔祖同帶頭研制的克爾盒多幅高速攝影機和轉鏡式等待型分幅高速攝影機完成的。或許只有當事人才知道，攝影機中的一秒，是實驗室里多少個夜以繼日和爭分奪秒換來的。
在此后的歲月里，龔祖同又先后提議開辟高速攝影、電子光學、纖維光學、激光全息干涉、光學信息處理、變折射率光學、工程光學等研究領域，填補了我國在該領域的空白，為“四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先后培養出包括干福熹、母國光、劉頌豪等在內的一大批光學專家，而侯洵、薛鳴球、牛憨笨更是在龔老親手培育的西安光機所的沃土上成長起來。
1978年，龔祖同榮獲全國科學大會授予的“技術重大貢獻先進工作者”稱號，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他的成就同樣受到了美國同行的贊賞，被授予Photo－Sonics 成就獎。
1981年10月，已經76歲的龔祖同前往美國洛杉磯出席美國電影與電視工程師協會舉行的頒獎大會。當時國外出差的餐費和住宿費標準為每天55美元，龔祖同和同事初到洛杉磯，因酒店是主辦方代訂，僅每日住宿費就要110美元，遠超規定標準。為挽回超支，兩人果斷遷住小旅館，早晚餐以面包代替，最終竟還節約出100多元上交單位。
松柏之質，經霜彌茂。1979年，75歲的龔祖同加入中國共產黨，終于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夙愿。在入黨志愿書里，他尤為感觸地寫道：“我是一個科技工作者，一生求學科研，耳聞目睹，在我心靈中形成這種觀念：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唯有科學技術是建國的大事、不朽的盛業。”
“他的心像光學玻璃一樣透明，他的人品像光線一樣正直，他領導的團隊像聚光鏡一樣凝聚團結。”在很多參與籌建西安光機所的第一代西光人眼里，龔祖同是“西光精神”的典型代表。
如今，再回望那段悠長歲月，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
滿眼生機轉化鈞 天工人巧日爭新
“正是在龔老年輕時為適應祖國的需要從核物理轉向應用光學事跡的感召下，我愉快地從等離子體物理轉向了高速攝影技術。”
1986年，時任西安光機所所長侯洵在送別龔祖同的文章中寫道：“抬起他因為長期與病魔苦斗而極度消瘦了的遺體，我卻突然感到雙肩沉重萬分。我反躬自問：挑龔老挑過的擔子，我行嗎？答案無疑只能在今后的實踐里找。可是這反問將在今后的歲月里時時催我自勵、催我奮起，催我學習他的榜樣，把畢生獻給祖國的科技事業，為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奮斗到底。”
1962年，侯洵從理論研究轉向試驗研究，開創了西安光機所的瞬態光學研究。他的第一個項目就是與龔祖同等一起為核爆炸研制克爾盒高速相機。多年后，已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侯洵回憶起這段難忘時光仍感懷萬分。
囿于當時的實驗室條件，為解決困難，自制實驗設備是再正常不過的。在研制相機時，要將玻璃片黏結在盒體上，用燃燒煤氣產生的火焰熱加工。但當時西安沒有煤氣，侯洵和團隊便另辟蹊徑，在內裝部分汽油的桶蓋上插入兩根管子，一根停在汽油液面之上，一根插入汽油之內直至接近底部，上端和空氣壓縮機相連，給桶內打氣，從液面上那根管中出來的氣體就帶有汽油氣，可以燃燒。
侯洵的創新理念大概在那時候就已經深耕腦海，并一直實踐到此后的每一件事中。
上世紀80年代末，正值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面對研究所經費匱乏的窘迫，侯洵不等不靠，主動創新謀發展，在中國科學院系統內率先實施改革，實行課題組成員優化組合和第三會計制度。面對大刀闊斧的改革，職工思想有包袱，他便持續分季度做工作；職工心里有困惑，他就逐一耐心解答。時間逐步證明了這些舉措極大地調動了科研人員的積極性，西安光機所由此走出了一條符合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特色道路。
1991年，得悉國家計委要籌建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侯洵立即組織研究所積極論證。為了避嫌，他提出由陳國夫研究員擔任實驗室主任。一番評審后，西安光機所的申報方案在95個申請中名列第一，成功獲批瞬態光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很多人為侯洵未能擔任親手籌建的實驗室主任感到遺憾，但他卻說，能為研究所和國家建一個重點實驗室就很高興。
累土而不輟 丘山崇成
“喬木亭亭倚蓋蒼，櫛風沐雨自擔當。親愛的侯院士，感謝您的身體力行、自強不息、艱苦奮斗，將這份珍貴的精神財富遞交給了我們。秉先生之意志、承先生之教誨，力擔重任、奮勇向前。”這是2021年西安光機所一名青年黨員寫給侯洵的信中的一段話。
歷經兩代人的搭橋鋪路，站在新時代的航線上，西安光機所迎來新的發展時期。新一代西光人氣貫長虹，將奮斗與堅持深深刻進了基因里。
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席卷而來，一大批高精尖人才成了市場爭搶的“香餑餑”，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楊建峰便是其中之一。西安光機所給出的每月800元的薪水，在多家外企動輒三四十萬元的誘惑前顯得杯水車薪。面對大多數人無法拒絕的誘惑，楊建峰卻沒有絲毫猶豫，選擇追隨薛鳴球院士，扎根西安光機所追尋他的光學工程夢想。
此后，楊建峰便開啟了長達20多年的深空探索之旅。從嫦娥探月到火星探測，他帶領團隊先后研制了7代嫦娥系列相機和火星多光譜相機，不僅揭開了38萬公里月空深處的秘密，也為世人掀開了火星地表的神秘面紗。對楊建峰和他的團隊來說，堅持夢想并不容易，但探索未知讓他不懼孤寂。
新世紀之初，西安光機所迎來航天領域的第一個載荷研制任務——環境與災害監測預報小衛星超光譜成像儀分系統研制，所領導任命劉學斌擔任主管電子學系統設計的副主任設計師。重任千鈞唯擔當，年輕的劉學斌勇挑重擔，快速掌握了航天產品研制規范，帶領團隊研制出高標準長壽命的電子學系統。
2008年，劉學斌又相繼承擔遙感衛星十四號和遙感衛星二十八號載荷的研制任務。由于長期飲食不規律和操勞過度，工作期間，他患上嚴重的膽管結石，卻忍著疼痛堅持工作，直到衛星進入發射場才住院手術。衛星成功發射第二天，當領導和同事去看望他時，身上拖著各種“管子”的劉學斌，第一句話問的便是衛星發射情況以及載荷數據質量如何。
付玉喜身上則具有和今天新加入西安光機所的一代人一樣的特質：自信、果敢、浪漫，講究態度又不舍溫度。在“追光”方面，他有著“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的激情。“無論我在海外待了多少年，做了什么樣的研究，我都清楚我是會回來的，學到的知識要落在祖國大地上才算是學以致用。”
在從日本歸國后的3年里，付玉喜的理想始終扎根在祖國的土地上。他利用高能量紅外飛秒光源產生高亮度、小型化秒和阿秒軟X射線等相干光源，利用高次諧波方法誕生出的軟X射線相干光源比國際上已報道的結果強了近2個數量級以上，使得對生命科學重要的“水窗波段”脈沖能量達到幾個納焦耳。面對成績，他說：“能看到成果當然是好事情，但我做得還遠遠不夠。”
微光點點，聚而成炬。追光逐夢的征程上，最動人的總是最真摯的情懷。從60年前的6個人到如今的近千人，在西光人的路途上，他們只是其中的縮影。
“爸爸是一名從事科研工作的工程師，由于工作繁忙，基本早出晚歸，缺少了對你成長過程的陪伴。”“最近的科研工作任務日益繁重，以致陪伴你們的時間逐漸減少，家里的一切大事小情都需要你來操持，內心滿是抱歉和遺憾。”……這是今年西安光機所舉辦的家書征集活動中，科研人員寫給家人的信。
這樣的內心獨白還有很多。或許就是這些在時光洪流中依舊閃光的故事，讓“西光精神”有了具象；也是這些在時代中乘風破浪的西光人，為“西光精神”標注了新的意義。
（本文發表于《科苑黨建》202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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